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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釵》:形式主義美學的割裂和褻瀆

时间:2012-04-08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大方客網友提供fk - 小 + 大

  《金陵十三釵》:形式主義美學的割裂和褻瀆

  關於張藝謀的電影《金陵十三釵》,關註已經很久,似乎瞭解得已經很多瞭;但其實隻是一種隔靴搔癢式的瞭解,因為並沒有真正看過影片。現在總算通過網絡看到瞭這部片子,果然如預期中的那樣糟糕,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不禁讓我想起魯迅先生當年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的那句名言:
  “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種地步。”
  當然,這種聯想過於嚴重瞭。不過,從藝術審美和藝術創造的角度而言,張藝謀的藝術靈氣“泯然眾人矣”,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雖然,作為一個資深的國際名導,張藝謀對於電影制作方方面面的技能依舊爛熟於心,尤其是對於電影形式主義美學的套式依舊一往情深,且運用起來似乎依舊遊刃自如,效果依舊華彩昭彰,賞心悅目;但是,所有的展現都僅僅是停留在“形式”層面而已。也就是說,張藝謀的電影除瞭在情節結構的套式化和畫面色彩佈局的形式美上,讓人感到他還是一個電影人而外,而在作品的本質內核、思想靈魂方面,他的電影已經毫無靈性,毫無激情瞭。可以說。張藝謀的藝術才能似乎已淪落到一個諳熟電影商業操作要素的電影制作高級工匠的水準,他熱衷並擅長於商業電影元素的組裝、拼湊、整合;但是,幾乎完全缺乏藝術傢的激情和靈思。他的思想已然完全脫離藝術創作的基礎——生活。除瞭對技巧、形式的追求外,真正的藝術要素、藝術感覺幾乎闕如。正如一位美國著名電影批評傢、哥倫比亞大學教授Emanuel Levy所批評的那樣:“它(《金》)終歸是一個電影雜碎(a mishmash of a movie),一部拘泥於成規、老套過時、造作感傷的作品。它出人意外地將1937年日本進攻的南京悲劇瑣碎化,將其壓扁為一個迎合感傷音樂劇的傳說,囊括其中的盡是類型化或單面性的角色。”(轉引自肖鷹《〈金陵十三釵〉究竟失誤在哪裡?》)(《文學報》2012.2.9)
  這番評論中的“電影雜碎”一詞點明瞭《金》片在商業利潤追逐下的拼湊特征,這種拼湊雖然集合瞭各種時髦的電影商業元素,然而由於缺乏真正的藝術感悟的點化,這些時髦的元素不免就淪落為“拘泥於成規、老套過時、造作感傷”的匯集,再美的畫面,再動人的形式主義美學裝飾,都無以掩飾它靈魂思想的空虛和審美道德的貧乏甚至病態,這就是我在標題中提到的形式主義美學的割裂和褻瀆的兩層意義。下面我們分別加以論述:

  一、形式主義美學的割裂
  所謂“割裂”,指的是《金》片僅僅從形式結構的美學原則出發,毫不顧及生活的現實基礎,毫不顧忌生活的真實性原則,而生硬地組裝、設計故事情節和營構畫面,活生生的“割裂”瞭美學與生活的天然關聯,讓這種“美學”缺乏起碼的思想靈魂,隻成為一種生硬造作的形式。這種“割裂”讓“美學”異化成不折不扣的“醜學”。
  在《金》片中,有一個情節鏈,我想,一定是張藝謀心內頗為自負的形式主義美學的精巧“藝術構思”,在他的心中,也許一直都在抱怨人們太沒有藝術鑒賞力,沒能看懂他的這份“匠心”深意所在。這個情節鏈就是琵琶弦的核心串聯作用,我想,《金》片中如果沒有瞭這琵琶弦,這戲簡直沒法進行下去。
  影片一開始就有一個有意展示的特寫鏡頭:在妓女逃難的過程中,四根琵琶弦“啪、啪、啪”的連續斷瞭三根,這個細節的安排不禁讓人想到一個著名的戲劇傢的一段名言大意(好像是契訶夫吧,記不確瞭):如果戲劇第一幕的墻上掛瞭一把獵槍,那麼在戲劇結束前,這獵槍一定要發生作用的。《金》片一開始出現的琵琶弦斷的細節,就非常符合這個理論。確實,這三根弦不是白斷的,它是後面劇情展開的重要源頭,沒有這斷弦,張藝謀的許多“藝術”構想根本沒法施展,正是借助這三根弦的力量,張藝謀的一系列“神機妙算”才得以“顯現”,可以說,為瞭這“三根琴弦”,張藝謀實在是煞費苦心。然而,張藝謀隻註意到瞭圍繞琵琶弦組織故事,卻完全忽略瞭這故事的合理性,可以說,一錯再錯,結果錯得萬劫不復。
  因為斷瞭琵琶弦,就無以演奏琵琶,就無以展示這些秦淮妓女的萬種風情,所以,必須“續弦”。所以,圍繞“續弦”,張藝謀開始瞭一系列的情節組裝或者說是時髦電影商業元素的拼湊。“續弦”的第一出發點是一位叫豆蔻的妓女為瞭讓一位年輕士兵能在臨死前聽到她的琵琶演奏,滿足這位戰士的心願,以此來顯示這些妓女的本質善良。但是這個良好的出發點,從一開始就顯得極其虛假,首先豆蔻與戰士的深厚情感就極其可疑,他們的感情基礎僅僅是老鄉而已,但以前素不相識,在一起避難的短暫過程中,並沒有見到他們之間的真摯情感的建立過程;所以,他們的“深情”就缺乏生活基礎,遑論為滿足他的聽曲欲望而去冒生死危險“續弦”。其次,根本不存在“續弦”的現實可能性,在那種淒淒惶惶的生死關頭,怎麼可能還有這種浪漫的人性幻想?此外,在當時條件下,怎麼可能去“續弦”?好不容易九死一生的逃命到教堂,而且,教堂大門已被日軍嚴密死守,怎麼可能出得大門去送死?但張藝謀就是讓兩位女子出去瞭(取巧的張跳過瞭她們是如何出去的情節,因為他沒法解釋如何能出去的),來到瞭好不容易逃離的“翠禧樓”,在槍聲和烈火中居然找回瞭琴弦,當然最後也送瞭命。在這裡,張藝謀趁機在影片中展現瞭他想表現的所謂人性、溫情、傷感,當然還有血腥、暴力等其他商業元素。
  更重要的是,有瞭“琴弦”,就可以做文章瞭,就可以借此表現中國有幾千年歷史文化積淀的“青樓”文化之美瞭,張其實就是想借此來吸引外國評委,圓自己的奧斯卡之夢的。於是就有瞭妓女們在年輕的女學生面前展現“姐妹們的光彩”的“驚艷”表演,當然,醉翁之意不在酒,這也本來就是演給外國評委們看的。於是,就有瞭美輪美奐的“翠禧樓”招牌曲《秦淮景》的演唱表演:吳儂軟語,銷魂斷魄,淺吟低唱;搔首弄姿,柔情萬種,千嬌百媚。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張藝謀極其出色的畫面構圖造景技能。先是妓女們拍成一橫列開始擠眉弄眼的展現妓女風情,翩翩起舞,畫面也從現實戰爭環境中的灰色污穢的棉袍借用蒙太奇的手法幻化成瞭五光十色、絢麗無比的絲織旗袍,端的是滿堂華彩,異香撲鼻。畫面不可謂不美,音樂不可謂不柔,微笑不可謂不多情。隻是張藝謀忘記瞭一點,所謂《秦淮景》的“招牌”美的本質究其實隻是招徠嫖客的“媚功”“媚態”,這種美完全是上不瞭臺面的“妓女文化”,除瞭肉欲色相的挑逗外,毫無精神靈魂的高度;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殺的這種悲憤恐懼的絕望氛圍中,張藝謀竟然莫名其妙的希望人們有閑情逸致來欣賞這種妓女文化的“媚態”之美,簡直太不可思議瞭。
  但是,這種美或許完全符合張藝謀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美學原則:畫面是美的,色彩是美的,結構上琵琶弦的連接呼應作用也稱得上是完美的。所以,這一切僅從形式的角度來看,毫無疑問都是美的,甚至是唯美的;除瞭缺乏思想靈魂,一切都是美的。當然,對於這種與生活強行割裂的形式主義美學的空虛、淺薄和無恥,張藝謀似乎毫無覺察,所以,總是樂此不疲。在影片中這一類隻追求“唯美”的炫耀場面實在是太多瞭。
  再如,影片一開始有一段對於中國軍人的拼死抵抗的戰鬥場面的渲染,這番“渲染”也頗具一種“畫面美”的“震撼”效果。軍人該怎樣英勇的戰死,如果要“出新”的話,當然要費些精神,那就必須在故事上動些腦筋。但張藝謀不會這樣“迂呆”,他有更直截瞭當的簡明而美麗的“死”法,讓這些戰士死得更“輝煌燦爛”。於是,張讓這些戰士排成一路縱隊,從銀幕的正中間位置向日本人的機槍展開“自殺性”的沖鋒,一個接一個地前仆後繼地毫不躲閃地往前沖,於是畫面上的血肉之軀很快如鮮花般的綻放,先由中心開花,鮮血四濺,再向整個畫面四周渲染開來,實在是“艷若桃李”,顯得整齊有致,“訓練”有素。對於這種漂亮的“自殺性”“死法”,張唯恐外國評委看不懂,理解不瞭,特別還加瞭畫外音進行解釋,說是中國人為瞭免除當亡國奴的恥辱,隻有用這種方法來結束自己的生命。真是一種典型的“此地無銀三百兩”似的招供。這種處理不禁讓人想起義和團時代的那些自以為“刀槍不入”而頂著洋人槍炮前沖的愚昧的“大刀隊”,隻是他們死得沒有這麼悲壯、漂亮而已。讓人不禁感嘆:老謀子實在太有審美眼光瞭,竟能在這種場景之下挖掘出這麼精彩絕倫的美來!仿佛這些中國士兵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的該死的生物,隻配被日本人這麼“漂亮”的槍殺以獲得一種審美上的形式主義美感!
  類似的表演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當妓女們決定代替女學生去“獻身”的時候,為使自己顯得更真實、清純些,就讓那個假冒神父為她們改變一下發型。改就改吧,一個一個來就是瞭,但這時,老謀子的形式主義美學的靈感又冒出來瞭:中規中矩的改法實在有些辜負瞭這麼多的女人在一起的好機會,因而先就設計瞭一個理由讓“神父”隻能為躺著的女人修改發型,而僅僅一個人躺下又似乎太單調;於是,竟然讓十幾個女人早早地一字排開躺下來,等待神父的“光臨”,而排在後面的女人幹脆隻好先閉目養神睡一覺瞭。我很難理解張藝謀的這種設計出於什麼考慮,大概他認為這麼多的並排躺著的女人的身體聚在一起更具有一種美感。當然,這種畫面觀眾並不陌生。早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張就曾經借“吃藥”的理由,讓成百的宮女裸露“黃金奶”,在熒幕上招搖過市;還有為表現“熬藥”和“送藥”的場面,就出現瞭幾百個宮女起床、穿衣、化妝,幾十個藥罐“熬藥”、並每隔一個時辰就有一長串宮女列隊“送藥”的聳人聽聞的“浩大”場面。可見,在任何情境下,張藝謀都不肯放過表現女人身體形式美的機會,雖然,這種表現的動機極其可疑。就像在《金》片中,張藝謀還很巧妙地利用瞭妓女換學生裝這機會,名正言順地為我們“藝術”的展現瞭十幾個女子同時脫衣的場面,一時間,滿熒屏的女人絲帶飄飛,肉體紛呈,閃爍迷離,飄逸輕盈……簡直讓人要嘆為觀止瞭!這就是張藝謀的“才能”,他可以在最不可能的地方都可以發掘出這種整齊劃一的“形式美”來,尤其是當這種美與女人有關聯的時候。
  此外,在許多細節鏡頭上,張藝謀都癡迷於這種形式上的炫耀或平衡感。如劇中多次出現教堂彩色玻璃的絢麗奪目的特寫鏡頭,還有讓妓女在英勇赴死之前,準備隨身“武器”的場面,姑且不論這種把羊肉扔到狼群的遊戲裡羊群有沒有反抗的可能性,但準備的武器居然大都是“玻璃刀”也讓人覺得太不可思議。盡管如此,張還是借此拍瞭好幾個“玻璃刀”“制造”的特寫鏡頭。女人們為得到合適的“玻璃刀”,將一塊塊的大塊玻璃摔碎,於是玻璃絢爛奪目、晶瑩透亮、粉身碎骨般“綻放”,充斥瞭整個銀幕,而張藝謀對形式美的追求欲望於此又一次得到瞭滿足。
  諸如此類的輕佻淺薄的“形式美”的展現,在這部本該陰暗沉重的國恥片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實在讓人不禁懷疑《金》片的拍攝動機究竟是什麼,究竟是要讓人們記住國恥的沉重難堪,還是要讓人們記住秦淮妓女的萬般風情? 影片的前半截甚至還有不少妓女們與美國混混打情賣俏以及表現妓女尖酸、刻薄、風騷、庸俗、淺薄風情的細節,這與國恥災難片應有的沉重風格完全相悖,也與後面的妓女們的慷慨赴死的正義形象形成一種荒謬的對比,這裡展示的絕不是人性的復雜性和真實性(試比較一下莫泊桑的《羊脂球》,同樣以妓女為表現對象,二者的境界和旨趣有天淵之別,真藝術和假藝術的境界高下立判),而隻是藝術傢的異想天開拼湊情節、概念化圖解主題的拙劣表演,是將形式主義美學與生活完全割裂的典型反面教材。在這種形式主義美學的展現過程中,藝術的本質完全被閹割瞭,隻剩下藝術傢的空虛而淺薄靈魂的軀殼。

  二、形式主義美學的褻瀆
  這裡的“褻瀆”可以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對美學藝術本身的褻瀆,二是指這種完全割裂生活本質的所謂“藝術”追求,體現瞭藝術傢本身的道德價值判斷的缺失或錯位。所以,這種“褻瀆”是雙重的,既是對藝術又是對人性道德情感的褻瀆。
  據說,當張藝謀帶著他的《金陵十三釵》第五次沖擊奧斯卡獎時曾自信滿滿,並放下狠話誓奪10億票房。可見對這部片子的期待值之高。現在奧斯卡獎已經塵埃落定,張難免會有些灰頭土臉,但在商業利潤票房這一塊,不知結果結果究竟如何?但無論票房如何,作為藝術傢的張藝謀的失敗,確是一個鐵定的事實。現在回過頭來研究他當時的心態,應該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報載,張藝謀曾這樣評價《金》片的劇本:“《金陵十三釵》改編後的本子,是我當導演20年來碰到的最好劇本,這樣一個本子捏在手裡我常有一種如獲至寶的感覺。”(2012年02月28日《河北日報》)這番話透出瞭張當時感覺特好的驚喜和期待, “20年來碰到的最好劇本”,再加上後面的“如獲至寶”的形容,可見其驚喜之情,期待之高,絕對是前所未有的。那麼,張藝謀看中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從已成形的《金》片中,不難發現張藝謀的電影之“寶”,究竟是什麼?其實就是那些商業電影所具備的諸種元素。
  首先作為一部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的戰爭片,影片中可以名正言順地正面表現戰爭的血腥、暴力諸元素,當然民族精神、愛國主義、英雄主義都可以借此得到張揚,這可以使這部片子的主題意識提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其次,最誘人的是,這個以妓女為中心的故事據說還有一定的歷史真實性,讓妓女和戰爭糾結在一起,無疑是一個天然而時髦的題材,別人就沒有理由說我是為瞭標新立異而胡編亂造瞭。其三、秦淮妓女文化是千百年來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民族文化特色的一個“亮點”。況且,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正好讓外國人見識見識中國的妓女文化之美,而妓女文化本身的香艷、情色意味恰好是商業電影票房魅力的最好的“噱頭”之一。其四、劇本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與國際接軌的元素,裡面的主角是一個美國人,我可以借此重金邀請好萊塢明星出演,使得片子成為一部名副其實的國際合作大片。而且,為使外國人看得更自然些,幹脆就說英文;所以,片中一大半的臺詞都是英語。中國人聽不懂沒關系,重要的是外國人能聽懂就行瞭。
  這些元素正是諸多電影商業元素的薈萃:即民族,又香艷,還可兼有妓女的情色暗示誘逗意味;並且愛國、人性、英雄、戰爭、血腥諸元素無一不備;此外,還可以名正言順的直接用外國明星,外國語言與國際電影接軌,這些元素的集合簡直就是天造地設的大片元素,舍此其誰也?這應該就是張藝謀看到劇本後“如獲至寶”的根本原因吧!但是,張藝謀在“如獲至寶”的大喜過望之後忽略瞭重要的一點,電影元素的組裝並非純技術的,電影藝術的“形式主義美學”並不是萬能的。電影魅力核心元素在於生活和情感,如果缺乏生活和情感,隻想憑純技術將電影美學玩弄於股掌之上,那就是一種對藝術本身的褻瀆。對藝術傢來說,這種褻瀆幾乎是不可原諒的。
  記得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張藝謀也曾經狠狠地把藝術給褻瀆瞭一次。當時張藝謀就曾語出驚人,說他的改編意圖是,“看重的是一部電影的整體效果,改編自《雷雨》,就要保留這個戲劇的框架,最大限度保留它的原著精神。《雷雨》這個故事的本體就是一個希臘悲劇,我們要保持這個故事特點。”在這裡,張藝謀居然說他的《黃金甲》是“希臘悲劇”,是忠實於原著精神的,要知道《黃金甲》與“希臘悲劇”、與曹禺的《雷雨》的區別,可謂判若雲泥,將《黃金甲》與希臘悲劇與《雷雨》相提並論,實在是一種對藝術的“黑色幽默”式的褻瀆!
  然而,《金》片的糟糕處還不僅僅在於對藝術的褻瀆,還涉及到藝術傢的人性道德情感的嚴重錯位,這更是讓人深感遺憾的!
  今天的人們在談到二戰時納粹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時,有一句很著名的話,“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很殘酷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當一個稍有感情稍有道德正義感的人面對奧斯威辛的慘絕人寰的歷史悲劇時,隻有沉默,隻有悲哀,隻有痛苦。據說每一個參觀現場的遊人都顯得非常安靜、沉默,沒有人高聲說話,整個氣氛極其壓抑、沉重。在這裡,任何抒情都顯得做作,都是對人的尊嚴和情感的褻瀆,更不要提利用這裡的人氣資源來進行自己個人的名利炒作。而“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相當於中國人的“奧斯威辛”,這是一個極其沉重的話題,它事關民族尊嚴、民族恥辱。中國的藝術傢該如何運用藝術手法來表現這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許可以說,當今中國的藝術傢中,還缺乏這樣的大手筆。因為駕馭這樣的大題材,不僅需要非凡的藝術氣魄,還需要誠實的道德情感,需要深刻的歷史反思的洞察力……這裡容不得絲毫淺薄和做作,容不得任何浪漫和矯情。但是,我們在《金》片中,看到的東西恰恰相反。張藝謀把這場民族災難竟當成瞭種種淺薄庸俗無聊的商業電影元素的載體,顯得毫無心肝和毫無道德同情心,正如著名評論傢肖鷹轉述的美國批評傢的觀點:“幾乎所有美國批評傢都批評(甚至譴責)張藝謀在《金》片中,弱化和模糊瞭南京大屠殺的野蠻和殘酷,他們否定《金》的核心就是張藝謀在電影中把一個空前的人性災難轉化為一部借災難背景販賣情色和炫耀電影畫面的大雜燴肥皂劇。”( 肖鷹《〈金陵十三釵〉究竟失誤在哪裡?》 引自《文學報》2012.2.9)
  這裡,不禁讓人聯想起陸川的同類題材影片《南京 南京》。這更是一部不可思議的影片。雖然它不像《金》片那麼淺薄,但是,它的立場和出發點較之《金》更加可疑和可惡。陸川竟然異想天開的從日本人的視角來表現這場中國人的民族災難。他竟然像那些歌頌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電影一樣,幾乎在正面表現日本人的不可一世的英勇豪氣,如把日本人的祭祀亡靈的儀式拍得如奧運會的開幕儀式那樣波瀾壯闊,氣勢恢宏。影片竟然還在表現日本軍人殘酷殺戮的同時,還表現他們對故鄉的那一往深情的思念,還有對愛情的柔情執著,人性的柔軟和溫情以及日本人的性欲望……難怪許多網友憤怒的指責陸川是“漢奸”。作為一個中國導演,竟然能夠如此“超越”自己的中國身份,而純客觀的對這些殺人者進行人性化的溫情而寬容的理解,並極力展現他們心靈中善良的一面,而對於中國百姓的悲慘命運和心靈恐懼居然漠然置之。這是怎樣的道德立場?!不是漢奸又是什麼?當今天的日本政府還在矢口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時,我們的導演陸川,卻已經在為日本軍人設身處地的設計,表現他們內心的無奈和痛苦,竟企圖以這部片子贏得日本人的歡心。真正不知是何居心?
  由此可見,無論張藝謀還是陸川,他們對於南京大屠殺這場民族悲劇,完全缺乏真正的民族同情心和理性的思考,他們考慮的核心元素隻是金錢或者說商業利潤。他們在褻瀆藝術的同時,也在褻瀆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實在讓人悲憤莫名!
  《金陵十三釵》,實在是一部讓人失望之極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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